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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五万块钱。

    崭新的百元大钞，用银行封条捆着。

    他当时月工资不到三千。

    五万，是他一年半的收入。

    他想起妻子刚查出子宫肌瘤，手术费要两万。儿子小升初，想进重点中学，择校费三万。

    五万，刚好够。

    “证据呢？”他问。

    “证据……我们可以找工友作证。”工地老板说，“那个农民工平时就爱偷懒，安全意识差。杨法官，您看能不能……在责任划分上，给他定个主要责任？我们象征性赔点就行了。”

    杨为民沉默了很久。

    他想起那个农民工躺在病床上的照片，瘦得皮包骨头，眼睛深陷。

    但很快，他又想起妻子做完手术后的虚弱样子，想起儿子如果能进重点中学，将来考大学会容易得多。

    “证据要扎实。”他说，“证人证言要形成证据链。”

    “明白！明白！”工地老板连连点头。

    三天后开庭。

    工地老板带来了三个“工友”，证言一致：农民工自己违规操作，且本身有旧伤。

    农民工在轮椅上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嘶哑地喊：“他们撒谎！我根本没有旧伤！他们是一伙的！”

    但没有证据。

    医院的病历里，没有旧伤记录。

    最终判决：农民工承担主要责任（70%），工地老板承担次要责任（30%）。赔偿金额从八十二万，变成二十四万六。

    工地老板当庭表示服从判决。

    农民工当场哭晕过去。

    二十四万六，扣除律师费、诉讼费，到手不到二十万。而后续的康复治疗、终身护理，每年至少要五万。

    他活不了几年。

    杨为民拿到了那五万块钱。

    给妻子交了手术费，给儿子交了择校费。

    妻子手术很成功，儿子进了重点中学。

    一切都很“值”。

    从那天起，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顺。

    职位从审判员升到副庭长，再到庭长，最后到副院长。

    案子越接越大，从工伤赔偿到医疗事故，从合同纠纷到建筑工程。

    信封的厚度从五万，涨到十万，二十万，五十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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